zonic自传《Astralis的故事》第二章：举起手来！

原书名：《ZONIC – The Astralis Story: eSports’ incredible journey from dingy basements to sold-out arenas》

丹麦语版本于2019年出版，本文以2020年英文版为基础，渣翻意译，虽耗时颇多，但能力不足，请以原文为准。如有意见及建议，请不吝告知，谢谢。

整部自传共23章，分为两个部分。第一部分：新世界。1-12章，关于zonic的生活以及他作为CS职业选手时期的故事。第二部分：Astralis时代。13-23章，关于Astralis建队，直至Magisk加入后的故事。

第二章：举起手来！讲述了zonic在13岁前后的生活状态，及周遭的生活环境。

第二章

举起手来！

　　拉动枪栓，推回，子弹上膛。

　　咔哒，咔哒。

　　我蹲在灌木丛中，拨开一根碍眼的树枝。在院子的远端，是一座谷仓，茅草屋顶，墙壁粉刷过，大门是红色的。如今，它成了一个青年俱乐部。墙边聚集了一众男孩，正在墙上肆意涂鸦，雪白的墙壁逐渐变得色彩斑斓。

　　没人会阻止他们。为了制止非法涂鸦，当地做出了许多尝试，这些雪白的墙就是其中一例。那些青年社区工作者希望孩子们能将涂鸦限制在俱乐部的外墙上，可惜效果不佳。对此我很清楚，因为其中很多次都是我干的。

　　我瞥了一眼Martin，他正躲在旁边的灌木丛里。这不是他的真名，为了保护几位老友的真实信息，我编了几个化名。以下对话都源自我早年的记忆，在写书时，我也努力去验证了故事的真实性。请记住，书中的一切都是我脑海中真实发生过的事情。无论如何，让我们回到灌木丛中……

　　“嘘~”

　　Martin竖起一根手指，贴在嘴唇上。

　　他举起枪，瞄准那些男孩。那些得意的孩子正在欣赏自己的杰作。一共六个人，和我们差不多年龄，有几个大一点。是时候了，我和Martin互相点了点头。

　　那时，我们才13岁，枪也不是真枪，只能射出塑料颗粒，但外形很逼真。我们去哪儿都带着它们。平日里，我们总在无所事事地闲逛。发现那些孩子时，我们决定打他们个措手不及。倒不是说我们有什么坏心眼，我们只是太无聊了。Himmelev（地处Roskilde附近）的生活一向很平淡，孩子们只能自己找乐子。而我，早就和一帮狐朋狗友混在一起，脑袋里总是些不受控制的危险想法。

　　“把手举起来！”

　　我们跳出灌木丛，举起枪。Martin把他的枪侧着举过头顶，就像黑帮电影里那样。

　　“举起手来！”他又吼了一遍。

　　“把喷漆罐放下！”

　　男孩们愣住了，眼前突然冒出的两个持枪劫匪让他们惊愕不已。他们盯着我们，慢慢地，一个接一个地将手举了起来。最终，12只手都举过了头顶。全场鸦雀无声，男孩们深陷震惊之中，久久未曾反应过来。

　　“把喷漆罐放下！”Martin的吼声传了过来。

　　咔啦咔啦，油漆罐掉在地上，在他们的脚边来回滚动。

　　“这些都归我们了！”我吼道。

　　六人高举着手，从墙边退开。在穿过院子的半道上，他们纷纷转身，一个接一个地，以最快的速度逃离这个地方。

　　与此同时，Martin和我开始撤退。我们腰间别着假枪，怀里抱着油漆罐，向着相反的方向飞奔而去。过了一会儿，我们速度慢了下来。Martin朝我笑着说：

　　“天哪，Danny！我们真的做到了！”

　　我望着怀里的油漆罐，勉强挤出一丝微笑。突然的飞奔让我的胃像是打了结，脉搏疯狂地跳动，甚至没有余力去回应Martin。

　　“是的，该死，我们真的做到了。”

　　说到底，我们究竟做了什么？只是开个玩笑罢了。枪不是真枪，但那六个孩子可被吓得够呛。

　　我的情况也不容乐观。那时的我正沉浸在这些愚蠢的活动中，无法自拔。按老师的说法，13岁的我就像身在一条滑坡中，向着一条黑暗的道路越滑越深，回头也越来越难。每天晚上，我和同伴都会在社区里闲逛，一边的口袋装着马克笔，另一边装着仿真枪，浑身的精力无处发泄。Egegårdsparken是一处靠近环形公路的地方，破旧的低层房屋组成了孩子们的迷宫。而我们就是那里的坏孩子。我们中有丹麦人，也有第二代移民，大家彼此之间互相扶持。

　　那是1999年，我们将全身心投入到了嘻哈音乐中。只要零花钱足够，我们就会去买露出半个屁股的FUBU裤，大出三个码的卫衣。随身听里装的都是Tupac和Wu-Tang的歌曲。

　　于此同时，我们开始偷东西。多数时候，偷的都是糖果、CD，以及放得进口袋的小玩意儿。但我们也会玩票大的，比如“我们的”摩托车。我们将它藏在当地的树林里，轮流买汽油，骑着它兜风。

　　有一次，我们从别人的车库中偷了几箱空啤酒瓶，拖到加油站去换钱。这活很轻松，随随便便就能换来些糖果，或是几罐汽水。但当我对着货架挑挑拣拣的时候，一声大吼在耳边炸开。

　　“你们他娘的，拿我的空瓶子干什么！”

　　这句话是对着我的同伴说的，他们正准备将箱子交给柜台结账。面对这个愤怒的男人，我的同伴找了个蹩脚的借口，说箱子是在外面找到的。男子不以为然，他拿起柜台上的板条箱，继续对着我们大吼大叫。按他的说法，我们还算走运，因为他还不想狠狠地踹上我们一脚。他不停地呵斥，而我只是盯着眼前的糖果。值得庆幸的是，他没有打算继续纠缠下去。

　　之后不久，我们想出了一种更危险的玩法。冬天到了，烟花成了我们随身携带的玩具。在街上、或是Egegårdsparken附近的空地上，我们放rockets牌、Catherine wheels牌以及Roman candles牌，甚至放一些非法的，军用级别的爆炸物取乐。

　　某天晚上，我们跑到Herregärdsvej路边，这是一条横跨Himmelev的公路。在汽车驶过时，我们会将Catherine wheels烟花丢到车上。伴随着一声巨响，车上会冒出一阵火花。

　　说真的，这是个极度愚蠢的主意。天色很暗，当司机看到一团明亮的火焰撞上汽车，在身边爆炸时，他们一定慌乱失措，担心自己的生命受到威胁。对此我很清楚，但我还是加入了这个游戏。原因很难解释，我们总是怂恿彼此做一些蠢事。这应该是一种来自同龄人的压力。每天晚上我们都要玩些什么，每天晚上都要玩得更刺激。孩子们只有两种选择，要么加入我们，要么被视作懦夫。

　　但那个晚上，Catherine wheels烟花没有从挡风玻璃上弹起来，它被卡住了，可能卡在某个雨刮器下。在司机来得及刹车前，车子继续向前行驶了20米。刺耳的声音传入我的耳朵，让我血脉贲张。我们被吓到了，每个人都呆立在原地。当火花熄灭后，司机开始倒车，朝我们的方向驶来。

　　我们紧张地望着彼此，不知该如何是好。车子在我们面前停下，车门砰地打开，四个壮汉冒了出来。那一刻，生存的本能支配了我的行动，我开始飞奔。在夜色中，我的大脑被一个信息牢牢地占据着：他们人很多。

　　我们都在跑，都在全力飞奔。越过公路和自行车道，沿着低层房屋之间的狭窄小路向前。背后的喊叫声不绝于耳，深沉的吼声划破了暗色的夜空。

　　“这帮该死的小混蛋！”

　　“你们死定了！”

　　好在，这里是我们的主场，每一条捷径都在我们的脑海里。为了摆脱追击，我们分头行动，躲在不同的后院里，直到听不见身后的追击声。当我终于逃回家，关上前门的时候，我的心脏就像气锤一样疯狂地跳动。我从没有跑得那么快过。

　　如果当时有人看到我，穿着宽松的裤子，气喘吁吁地站在房子里的模样。他们一定不会觉得我能有个光明的未来。13岁的Danny Sørensen，还呆在Egegårdsparken，怎么看都没个正形。

　　命运也没有垂青我。我的父母离婚了，每过四年或是更久，我才能见到父亲一面。我的母亲长期患病。在我还是婴儿的时候，她就在领救济金了。虽然我年长的姐姐完成了高中的学业，但过程极为艰难。期间，她还因怀上了第一个孩子，休息了很长一段时间。后来，她成了一名幼儿园教师。在我们家，没出过律师、医生这类受人景仰的职业。甚至说，除去我姐姐外，还没有人读到过九年级。

　　在Egegårdsparken，没人在意教育，对我的同伴来说更是如此。在我周围，没人会讨论长大后准备去做什么。高学历，好工作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内，那是别人需要考虑的事。比起这个，他们宁愿听着Tupac的歌在外面乱晃。如果硬要说他们有梦想的话，那一定是加入黑帮，摇身一变，开着豪车，装着大袋的钞票，成为他人仰视的硬汉。

　　现在回想起来，那晚车上四个不祥的身影，就像是一个预兆，预示着我们这些人严峻的未来。即便这次逃过了一劫，下次恐怕就没那么幸运。如果我们继续偷窃、涂鸦、兜风、寻衅滋事。那我们迟早会遇到他们。也许不是那四个人，但下场一定差不多。

　　13岁时，我已经察觉到了。就在外面，有一个更黑暗的世界在等着我。虽然我还不甚了解，但能感觉到它的存在。随着时光流逝，它正离我越来越近。不必离开Egegårdsparken，你就能见到那些生活在违法地带的人。他们无时不刻都在寻找新鲜的血液。在Jyllinge，是 “绿夹克”的地盘，他们讨厌移民。在Ronnebarparken，在Roskilde，是移民者的地盘，他们讨厌摩托骑手。而在丹麦每个地区的阴暗面，都有摩托骑手、移民黑帮往里插上一脚。

　　我很清楚这些，是因为在Himmelev的很多好友，日后都成了顽固的犯罪分子。几年后，他们开始和Bandidos（土匪）、黑眼镜蛇帮派成员混在一起。其中一些人开始交易毒品，向敌对的帮派发动战争。报应迟早会来，一些老友因此被关进了监狱。

　　但13岁的我们和这一切还毫无干系。事后看来，我们这些人已经走在一条显而易见的不归路上，每晚与其他社区年长的孩子称兄道弟，用涂鸦宣示着我们的领土。于此同时，我们也在向着错误的方向越走越远。用不了多久，手中的仿真枪就会换成真家伙。

　　数年后，我的同伴、当初一同劫道的Martin遭遇了一场严重的车祸。车里还载着我们Egegårdsparken的几位伙伴。他试着逃跑，但被警察抓住了。当时，车后座坐着一个女孩，没系安全带。在警察和救护车赶到现场的时候，他们发现女孩的头嵌在挡风玻璃上。另一位朋友腰部以下瘫痪，从此只能坐在轮椅上度日。

　　这本应是我的结局。但在事故发生时，我已与他们渐行渐远，离开了熟悉的伙伴，走上一条崭新的道路。没有人知道这条路会通向何处，但希望与日俱增，未来也越来越有盼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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